被误解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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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孔子以一言传递了中国传统儒家的处世哲学,而这一君子之言,对于当下的国际形势,格外应景。

 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日渐妖魔化中国形象,而国际市场的中国故事缺失,更是造成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。

  为了打破镜像,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、欧元之父罗伯特 · 蒙代尔提出设想,导演柯文思、制片人韩轶执行,历经 4 年,拍摄完成了一部纪录片《善良的天使》。这部片子以人性的视角,记录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美老百姓,试图揭开大国政治博弈的皮相,减少两国对彼此的刻板印象和误解。

  2019 年 7 月 9 日下午,在上海,拙见邀请纪录片《善良的天使》的导演柯文思(Malcolm Clarke)、制片人韩轶进行了一场深度的中美关系交流,试图从多个角度去探讨当下的中美关系的更多可能性。

  田延友:在影片中,您采用了两个民间化的、可能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:美国的橄榄球和中国的算盘。请问它们是真的有象征意义吗?

  柯文思:我们看到橄榄球教练迪蒙的时候,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。因为刚来中国时他对中国很不了解,但是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。他遇到的中国太太,成为了他了解中国最迅速的方式。影片中他和太太的婚姻关系,就像中美关系,求同存异,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
  田延友:影片一开始似乎在关注基辛格等比较宏观的大人物,然后慢慢回归到普通人的视角。请问这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,还是您觉得难以把握宏大主题的权宜之计?

  柯文思:我一开始拍摄时,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,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片子会很无趣,所以开始把视角转向普通人。我们把政治人物作为影片的框架,而影片填充的肌理,是普通人的故事,是有情感的、能打动人的。

  柯文思:很少有纪录片的结局能与预想一样,因为纪录片的制作是一个演变的过程。这部影片与我预想的相差比较大,但效果理想。中国观众如果在看完影片后,能对美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,那么对于中美未来和平,是个坚实的基础。

  韩轶:中美关系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,用艺术形式来表现它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在时间和资源都非常有限、中美关系经常变动的情况下,我们能完成这个作品,还是挺满意的。

  田延友:在中国有一个词叫政治正确。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,有考虑政治正确的因素吗?是否有一些顾忌?

  柯文思:因为中美关系这个话题有一定的敏感性,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会遇到麻烦。确实,有很多人不希望中美能和平共处。但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如果能和平相处,对全世界来说都很有意义。在影片中我采访了基辛格——中国支持者。他当时跟我说: 我因为支持中国,在美国一直遭到批评,现在轮到你接受批评了 。

  现在的问题在于,中美关系没有中间地带。如果你不仇视中国,那就是亲近中国。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我是一个英国人,我支持的是中国和美国和平共处。

  韩轶:政治正确这个问题在美国要严重得多。在美国,如果你不是在做反对中国的影片,那你就一定是亲中的、被中国人收买了的。我们想通过影片表达:中国不是敌人,世界上可以有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共存,而不是仅有一个高高在上,对所有人指手画脚。但这样的观点在现在的美国政治环境下,是政治不正确的。所以影片在推广上确实是比较难。

  田延友:您刚刚说您是从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来看美国和中国,如果抛开政治的因素,您觉得您个人更倾向于中国发展更好,还是美国更加强大?

  柯文思:美国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,但有一点我不喜欢,就是美国大部分民众觉得美国永远世界第一。

  在过去的 3000 到 4000 年,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,而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。中国从古到今都没有那种很强的优越感,它并没有对外界进行侵略或殖民。过去几年,中国一直在跟其他国家增进关系,比如一带一路。

  我认为,任何西方人想要去减缓或者逆转中国的复兴是疯狂的。中国的复兴是 21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故事,而这个故事会持续地讲下去。西方应该做的不是害怕或者抗拒这个过程,而是努力去接受、理解并且拥抱她。单极世界是不好的,有两个这样的超级大国,或许可以更好地达到一个平衡。

  田延友:电影里把特朗普很多疯狂的观点放到了中国长城上。这是刻意为之,还是剧情需要而取舍呢?您有自己的倾向性吗?

  韩轶:长城上的那一段其实是有象征意义的。中国修长城是为了防止入侵,她不是一个进攻性的大国。影片中,特朗普的言论其实是在长城的一边,相当于这个国家受到了外来的一些指责或批评,这一段是导演的创意。

  为什么选择特朗普?因为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,把中国作为替罪羊。我们完成第一个剪辑版本的时候,是奥巴马时代,没人知道特朗普会当选。在我们做完完全版本时,他当选了。要把最新的时局反映在这个影片里,就要用上他,这确实是有意为之的。感情倾向肯定有的,因为每个人对里面人物的感受不一样。

  田延友:在整个团队做这个片子的时候,有预期设定的目标,可能还有一些基于全球视角和格局考量,如对社会的推动作用,包括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推动力。最后从发行的结果或者这个片子的影响力来说,有没有某些程度上的一种失落感?还是说会后发制人,后续有一个长尾效应?

  韩轶:我肯定希望它有一个长尾效应。没有一个影片可以承担改变世界的责任。但你不做,一点反应都不会有。

  我们确实会在发行上遇到一定困难。首先,在中国市场纪录电影是比较小众的题材。如果指望它跟流行的商业电影比是不可能的,我们为观众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,我们不会只看到票房就特别失望,到目前为止观众的反馈还是让我们很欣慰的。

  在美国,因为政治不太正确,我们需要绕道校园,自下而上地改变一小部分人。我不敢说这个影片能改变美国所有人的想法,当然我们在尽量尝试。希望总有一天可以让特朗普看到。

  柯文思:做纪录片这么多年,我知道纪录片有部分成功在于对社会的影响,不是说这个片子就能改变中美关系,而是它打开了一扇门,让中美双方增加对话和了解。

  看过片子的观众,不一定赞同我们的观点,但至少让他们在政治以外,从人性角度去深入考虑中美关系。

  影片中很多部分都被批评太亲中,包括一些中国人。事实上,影片的制作过程是完全独立的,包括影片的前期和融资。

  在我看来,这是我们第一部把中国讲述给世界听的作品。之后,我们从普通人的情感,去把中国故事带给世界。

  田延友:无论是中国复兴,还是跟美国并驾齐驱,都是不因个人或历史阶段而变动的趋势,我们只是独立客观地描述这个状况。但我们帮助被误解的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被正视的机会,人们却不领情。美国又觉得是在背叛他们,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感到不平衡,或者委屈、懊恼?

  柯文思:一部影片要满足所有人,是痴心妄想。其实在美国,一些川普支持者看了影片之后,也会发现中国在很多地方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,差异并没有想象那么大。

  这部影片更多是想找到共同点,去弥补 信息赤字 。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,远大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,不了解带来的恐惧对双方的未来都无益。

  韩轶:受到批评,会不会有些不平衡,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。如导演所说,是否喜爱作品,是关乎个人背景和成长的主观体验,我们无法控制。所以从电影的层面,对我们影响不大。

  但从另一个角度谈,片子没有被更多人看到,我作为制片人觉得遗憾,任何创作者在创作时,其实都有话想说,都希望更多人听到。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,在于两边关系还处在波折当中,现阶段还不能很好地去推广影片。这是一点小遗憾。

  田延友:您刚刚说我们都是成年人,会成熟地思考、对自己负责、尽心尽力,无论结果怎样都了无遗憾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您认为现在的电影市场是成年状态吗?这个社会是成年状态吗?您觉得中美社会状况是青春期、成年了还是老气横秋了?

  韩轶:如果说电影市场,中国可能还未成年,还在起步阶段,所以目前大家都在诟病,为什么我们不能产出既优秀又卖座的作品。我们的电影工业起步晚,它没办法跟美国的百年工业比,在它面前,我们还是小孩子。

  而纪录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类型,也需要在电影院被看到。从这个层面来讲,成熟的市场应该是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类型的,而这些类型能找到它的观众,这一点在欧洲跟北美都要好很多。

  如果再说到社会,我觉得美国现在肯定不是成年状态,尤其是现任政府,它有很多朝令夕改,很多小孩子脾气,也会很不负责任,从这些标准来判断,就是个很淘气的小孩。

  柯文思:美国有一个问题是,美国人民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纵和煽动。我们放映的电影会让他们看见一个未曾了解的中国。

  电影是一个武器,可以通过打动人心去改变人们的看法,放到中美关系上,电影创作可以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未来照亮一些微光。

  田延友:你们觉得中国的电影最应该向美国学习哪一方面?或者说中国电影有没有可取之处?

  柯文思:中国电视上的纪录片偏向于告诉观众你该怎么去想,而不是让观众去体会。不过在另一方面,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越来越好,但他们一直没有进入主流的视线。

  在我看来,普通人故事的意义会远远超过高铁本身。最快的高铁只是冷冰冰的数据,而背后的普通人故事才是有趣的,这也是在中国主流的纪录片领域所缺失的一部分。

  柯文思: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基本上都是大片,他们更多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赚钱的电影票仓。所以,中国不可能指望美国人来改变电影市场。

  每年中国会制作一千多部影片,但是佳片很少,根本的原因在于缺少好编剧。我建议中国的编剧可以受到更好的培训,让他们发挥能量。这样,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就会少一些无聊的喜剧片、青春爱情片,多一些现实题材故事。

  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人佩服,但是我更想看到那些有感情、有血肉的,付出了牺牲的普通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可以拍得很好,也是西方人想看到的,可以帮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。拍这些故事,中国就可以到西方的市场去赚票房。

  田延友:是不是可以理解为,中国的纪录片更多的是采用数字和规模宏大的叙事表现手法。这反而会让西方人对中国产生恐惧感,而不是亲近感。而人性化的故事也许更有温度,更能让西方人去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?

  柯文思:是的,不管是 AI 还是 5G 的突破,中国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,但记录可能会让西方人产生恐惧: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的衰败。所以中国应该把科技背后人性的一面展示给西方观众,告诉他们我们的相似之处大于不同之处。

  韩轶:在中国,我们对于纪录片的理解很狭隘。在过去,纪录片由电视台创作,那么可能大家还可能会认为,在纪录片里会有一个主持人去导演,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理解。实际上,纪录片的类型很丰富。

  还是那句话,任何一个个体都能理解喜怒哀乐,理解爱情,理解亲情。所以,如果我们去讲这些故事,就可以贴近距离。

 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能很好地接受美国好莱坞的电影?因为它把镜头放在个体身上,没有宏大的视角。我们看到《泰坦尼克号》也会哭;我们看到《阿凡达》会联想到我们的家园被破坏。个体的故事最容易让人感同身受。在这个层面,我们可以学习美国。

  田延友:中美贸易战中的这些冲突误解,其实可能导致一些消极走向,比如说中国一下子把美国好莱坞的片子全部拒之门外。

  柯文思:我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,它不会击垮好莱坞,但会对好莱坞的收入有很大影响。另一方面,好莱坞与华盛顿有着紧密联系,中美贸易措施影响好莱坞的同时,也会影响华盛顿的政客们。

  田延友:您怎么看待华为在贸易战过程中的整体表现?如果请您拍一部关于中国企业的片子,让美国及其他西方市场上的观影者了解中国的个体与企业的价值观,您会选择拍摄哪些企业?

  柯文思:中国政府在处理贸易战时克制、智慧,任正非与华为代理人也同样。美国想要遏制华为,但他低估了中国与华为的能力。美国已习惯在各个领域都保持世界第一,当他觉得在科技领域赶不上华为,他就控告华为是被中国控制的间谍企业。

  我觉得华为是中国对待美国态度的一个标志。其中难能可贵的是,虽然中国一向不回应来自他国的指责,但这次我们能看到中国的态度:如果美国认为华为是间谍,那请用证据来证实。中国这种正面回应的方式是值得鼓励的。

  华为自 20 世纪始,便从世界各地获取并呈现了很多文化灵感,美国却认为这是在窃取知识产权。其实,美国政府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知识产品窃取方。然而,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,这是国家、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会自然发生的事。

  说起中国的企业,我还对字节跳动(抖音)感兴趣。它的快速成长,让 Facebook、Google、Instagram 等公司都感到害怕,因为它正在思考美国企业还未开始思考的问题。中国的企业正在挑战、瓦解一些东西。

  这些科技公司,可能在某种层面上改变世界,这让美国感到害怕。美国更希望 Tesla 成功,而不是比亚迪;更希望 Facebook 成功,而不是字节跳动;更希望 Apple 成功,而不是华为。

  如果我要拍这些片子的话,我更愿意展现这些公司人性的一面、展现是什么让这些公司充满了创新和活力。

  田延友:关于艺术电影的推广,现在有创作者,他们特别需要一个路径。比如说,有很多的电影是无聊的、没有意义和价值的,制作的水平很一般,但它拥有着超乎想象的票房。这其实是在浪费社会资源。

  在这一点上,您觉得最希望整合哪些人?希望这些人齐心协力去推动一些什么主张?

  韩轶:如果仅仅考虑电影这个类型,我觉得它应该、也值得被放到电影院里,让更多的观众看到。这其实不仅仅是创作者的事情,他们可能会有 200% 甚至 300% 的意愿去做,但到最后,还是渠道的问题。

  就影院而言,无论如何,它是有 KPI 的。只能说,可以在票房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基础上,给到艺术电影一点空间。

  另一方面,市场的发展和观众的培养还是需要时间的,不可能一夜市场一下就变得繁华起来。在目前这个阶段,创作者所期待的,只是希望能找准那两三百万喜欢看艺术电影的观众,让他们能够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些电影。如果能够实现,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。

  田延友:《善良的天使》在推广过程中,走进了美国各个高校,其实,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资源和可能性。我们可以跟中国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一些更丰富的对话,也可以做中美两地的连线直播,让这个影片变成民间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契机,甚至有教育的属性。

  韩轶:对的,柯文思导演也一直在说,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中美的关系,但至少,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给大家提供一种探讨这种关系的可能性。尤其是给未来的年轻人,他们可以从一个既非美国也非中国的第三方视角,接受到更多的信息,来做出他自己的判断。另外,如果真的能实现两地对话,让中美年轻人开启新的对话,这是非常好的,也是这个影片一直想做的事情。

  田延友:一切关于年轻人的成长链接,我们称之为未来公民成长计划。未来的公民一定是有国际化视野的,他要知道世界怎么看自己,自己怎么看世界。某种层面上,我们正在做着同一件事。《善良的天使》,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感动和力量。

  我们可以是同事,就像中国企业里的美国员工,哪怕不懂中文,也可以用肢体语言、用篮球、用简单的 你好 、 早上好 来侃工作、侃生活。

  我们可以是朋友,就像盲人旅行家在美国人的帮助下,顺利打卡自由女神像、黄石公园。他听得最多的一句话,估计是美国人常说的 What s up, man?

  我们可以是夫妻,就像美国橄榄球教练来到中国上海,和中国姑娘结为夫妻,吃着酸辣粉,养成中国胃。他说, 我有一个美国梦,但是中国制造的。

  误解来源于遮蔽,当我们真正坦诚相见,以一颗心抵达另一颗心,我们得到的,会是共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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